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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刑事错案救济的经验等7则

发布时间:2019-08-14 16:19:20

核心提示: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错案救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总体来看,这些经验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域外法治国家的刑事错案救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总体来看,这些经验择其要者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设置专门的刑事错案发现机构。国外的经验表明,独立设置的刑事错案发现机制对于纠正错案更为有利。典型的如英国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美国的 无辜者运动 。这些都是在现有的错案纠正机制之外设置的错案发现机制。这些机构具有自身的某些优势,比如英国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其独立于行政与司法机构,独立性较强,而且拥有广泛的调查权,有助于开展独立自主的调查。而美国的 无辜者运动 则侧重于吸纳社会公众的参与,借助于民众的力量,通过公民的民主参与监督司法。

其二,发挥普通民众在刑事错案救济中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英国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不仅有律师、专家的参与,还有外行人的参与;而 无辜者运动 作为非官方机构则主要是依靠社会力量进行的;在加拿大还存在着由志愿者组成的团体,尽管加拿大没有类似于英国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但这些自愿团体和个人的努力却代替这些机构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这些志愿者团体发现了数十起刑事错案。

其三,充分利用DNA在特定种类案件中的作用。DNA由于其自身的特质,在刑事案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性犯罪、谋杀等重大犯罪,通常需要搜集血液、毛发、 、皮肤等生物检材进行DNA鉴定,而以往的DNA鉴定技术并不成熟,在一些案件中并没有使用DNA鉴定或者由于鉴定错误而导致错案发生。对于这类案件,赋予无辜者申请DNA鉴定的机会,是无辜者证明其自身清白的重要途径。美国、加拿大很多的冤假错案都是依靠DNA检测而得以发现并加以纠正的。

其四,尊重与加强律师在刑事错案救济中的作用。在英国,作为刑事错案发现机构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是有律师参与的。而美国《保护无辜者法案》提供的两种救济路径中,除了赋予定罪者通过申请DNA检测证明自己无罪的机会之外,另一条重要的救济路径就是对有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保障他们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有权获得充分有效的法律服务,也包括定罪后的阶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1.冤枉无辜的代价比放纵坏人的代价大得多

理论上,按照现行刑诉法第195条规定,证据不足要作出指控犯罪不成立的无罪判决,但是实际执行起来确实很难,因为办案机关面临的是一个相当大可能性的犯罪。要真正做到疑罪从无而不是从轻,要下决心不冤枉好人,冤枉无辜造成的代价比放纵一个坏人的代价要大得多,不仅对司法公正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同时,我觉得现在不仅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法官还是所有的办案人员都要按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问题,并且这种思维和方式要让群众接受,群众也一样要用法律的思维,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采用证据采纳主义,做不到所有案件都能破案,案件证据不足就作无罪判决,这是属于一种诉讼认识过程中难免的事情,不是命案必破。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该坚持疑罪从无,达成一种思维上的共同认识。不仅是法官,社会群众也要有这种认识,从而有利于减轻法官作出无罪判决的压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在全社会培养法治的意识。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2.各级法院应该开门纳谏

在司法民主方面,在民主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从最高法院开始,各级法院都应该纳谏,广开大门,让批评、反对的声音进来,广交朋友,多听意见。如果律师集团和法官集团对立,肯定两败俱伤。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 .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法治理模式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政府执政能力面临严峻考验,但相关部门仍然习惯运用 压制型 模式予以应付。 压制型 治理模式以行政法 管理论 作为理论基础,以追求社会的 刚性稳定 为目标,以行政单方 强制措施 为手段,在实践操作中已呈现诸多合法性危机。根据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状况,并反思地方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建立一种新的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 回应型 治理模式势在必行。 回应型 治理模式以相对人有序参与为手段,以 平衡论 作为理论基础,将维护社会 韧性稳定 作为终极目标。该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从根源上实施风险防范、危机处理和权益保障。为将 回应型 治理模式合法化,行政法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严谨缜密的制度设计,而关键是建构相对人有序参与群体性事件处理过程的程序制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戚建刚4.国家赔偿与责任追究不应搅在一起

错案追究本来是一个好的制度,促使办案人员对案件非常慎重地处理,避免发生冤错案件。但是错案追究涉及个人和机关利益,这就反过来导致有些案件一旦发现错误就不纠正。将来在错案追究方面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哪些情况应该追究个人责任,哪些不应该追究个人责任。故意搞错的,肯定要追究;有重大疏忽的,应该注意而没有注意的或者说注意到了,但由于重大疏忽导致重大后果的,这个也要追究。如果当时的事实证据是这个样子,后来发现了新的证据,这一般不追究个人责任,如果追究反而会影响错案的纠正。在国家赔偿案件当中对办案人员追究责任的,还是依据错案追究的两种情况,就是主观上有故意或重大疏忽造成后果的。国家赔偿同办案机关、人员以及他们的责任应该分开,现在却搅在一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分得更彻底一点。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英辉教授5.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注重四个结合

修改后刑诉法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犯罪嫌疑人反映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方式非法取证的,要及时启动非法证据调查核实程序,对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依法作出取舍和补强,避免非法证据进入下一个刑事诉讼程序。为强化侦查人员依法规范取证,做好非法证据排除工作,增强监督效果,笔者认为,审查证据时特别注重采取 四个结合 :一,坚持依法排除与及时补救相结合。二,坚持非法证据排除与违法行为调查相结合。三,坚持补救已然与防患未然相结合。四、保护合法权益与防止权力滥用相结合。

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检察院李一凡6.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

现在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甚至演变成了 对手 ,律师要 死磕 法官,社会上有人说现在的律师与法官关系是 像雾像雨又像风 ,深层原因在哪里?要进行深入分析。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要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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