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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班77级大学生的记忆珍品

发布时间:2019-08-20 12:26:13

“老头班”,77级大学生的记忆珍品

这个班一共52名学生,可能是文革期间回家乡的农村同学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有五分之一的男生已成为三四个娃娃的爹对于三十而立的人来说,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回想起那时的事,似乎发生在昨天。

1978年3月15日,早春二月乍暖还寒,河北师范大学各系楼前、校园甬路上一簇簇人群正编织着方队,准备参加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的开学典礼。有一支队伍特别引人注目:个个都三十左右的年纪,虽然成熟的眼神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却不像二十左右的学生那样欢声笑语、喜形于色。猛一看,人们还以为这是青年教师的队伍,可他们所站的位置和手提马扎的形象,让周围的人们不由得指指点点:看!看!老头班!队伍中有个女生很不高兴:什么老头班,还有我们呢!那就是老头、老婆混合班!周围一片善意的笑声。当弄清楚他们是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组成的数学系77级1班时,不时有人鼓掌向他们祝贺。当时,虽然恢复高考特别注意招收了少部分文革中被耽误的66、67届高中毕业生,但将这些人单独编在一个班。全国还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人的考试分数都很高,但担心他们的年龄和负担影响学习,所以招办录取他们时很慎重也很挑剔,考虑教师队伍文革中严重受损,便特意把他们招收到师范院校。

这个班一共52名学生,包括两名为西藏代培的。农村来的同学居多,还有8名女生,其中2名分别是当年天津下乡和支边的未婚知青。可能是文革期间回家乡的农村同学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有五分之一的男生已成为三四个娃娃的爹。当时农村还没有实行土地承包,只挣工分没有工资,家中老婆又要种地又要照顾老人孩子,这些人的负担可想而知。

对于三十而立的人来说,每一位同学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

先说说准妈妈徐玲:

徐玲是在下班路上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当时她已怀孕待产,预产期就在考试的前半个月。她1973年曾被推荐考试且成绩很好,但因白卷先生张铁生事件不按成绩录取而失去一次上大学机会。能凭考试上大学,她当然非常兴奋,随之她也担忧:孩子若按时出生则需要休息恢复身体,若孩子晚出生正好赶上考试那可就麻烦了,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要泡汤。尤其是,孩子出生后要看管照料,如何上学念书?妈妈的支持打消了她的顾虑:只要你有志气有能力,妈妈就给你看孩子!人一高兴就有了主意:每天跑步,让孩子配合妈妈,千万不能在考试时出生!时值隆冬,天气寒冷,经过每天早晚的上千米跑步,终于把孩子也感动了:准时出世,绝不拖妈妈的后腿。

从城南到城北考场有好远一段路,考前一场大雪又得使道路格外难行。她裹着厚厚的大衣抵挡风寒,一大早爱人用自行车驮着她赶往考场。

坐月子的考生也引来招生办同志的特别关注,当时没有暖气就特意在她旁边生一火炉

开学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医生,用中药把旺盛的奶水断掉。学期中间她没回过家,待儿子会说话时竟然叫她阿姨,她心中的滋味难以形容。

胡成元同学是以优异成绩被全国重点的湖南大学录取的,可他上有双方年迈的父母,下有四个离不开大人的子女,若在千里之外上学家务全交给老婆于心何忍。他要求回石家庄。几经周折也来到师大数学系这个班,离家30公里,他可以学习家务两不误,解除了后顾之忧。

任课老师们也格外兴奋,因为这个班开学后的摸底测验成绩最高,必做题和选做题几乎全部正确,人人在100分以上,110分以上的也大有人在,任课老师的心情,如同农民找到优质秧苗,车工拿到高级坯件。

全国著名的拓扑学专家吴振德教授、研究函数逼近的专家郭顺生教授(两人后来都是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及其他知名教师为老头班授课,当时老师们的生活条件也很不好,宿舍是在简陋的筒子屋里,他们常常趴在床前备课批改作业。

很多课程久久没有开设,教科书都需从资料库去翻找。实变函数、复变函数、拓扑学、非线性方程等课程几乎是首次系统全面开讲,因为文革前虽然设立这些课程,可是种种干扰不断很难完整讲授。

老师们精神抖擞拉满弓,同学们斗志昂扬握紧拳。

按教学要求班级开设了英语,可这些一小把年纪的人中学时大都学的是俄语。尽管学校选派最有经验最有耐心的老教师为大家上课,雄心勃勃的师生还遭遇了估计不足的困难:语言学习的最佳时期早已错过,记忆力减退,发音走调、单词记不住。尽管如此,仍有英语100分的学生。

随着专业课学习的延伸,一些人的学习优势开始衰退,最初摸底时成绩不高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纷纷赶了上来。

不服输、要争气这句话一直埋藏在老头班每个人心里。晚上校园、教室,特别是数理化专业的教室总是灯光灿灿亮到很晚。

我是从校办工厂的岗位考上大学的,数学本来是我的强项,高中时数学成绩一直在全年级领先,但现在一下子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接触,就好像来到了陌生世界,无穷小、无穷大、极限等概念在脑子里打起架来,第一学期的数学分析考试竟不及格。

这对我刺激相当大,没有退路,只有迎难而上。第一个暑假正值酷暑,我每日赤膊上阵,手捧厚厚的《季米多维齐习题集》大量做题。那时没电扇更别说空调,做题又不能扇扇子,就用凉水浸过的毛巾披在后背降温。三伏天毛巾很快就被汗水浸湿发热,就用凉水浸浸再披上原计划做百十来道题,我竟一发不可收做了五百多道。补考的结果是我以高分通过。

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也是老头班的特点。班里十几个同学是扩招和调整录取的,晚报到十多天,功课落下许多,老师们设法补课,同学自己也紧追猛赶。张梦贤一入学就面临按定义求极限求导数的作业,使他如堕五里雾中。一题一法,一题一变,变得眼花缭乱,急得他逢人就问,几乎问遍了全班同学。令他感动的是个个有问必答,无一同学厌烦。

胡成元同学每个星期天都要回家帮老婆干农活儿,忙完地里的,还要找些加工活计挣钱,以解决老老小小近十口人的生存问题。这样一来难免耽误一些功课,可是人家凭看书看同学笔记,考试成绩一点儿也不差。

大学四年,正是国家发生地覆天翻变化的几年。人学时农村还是大集体、大锅饭,毕业时就赶上了农村推行大包干,一些同学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生活自然是相当艰苦。仅说每日三餐打饭,只买最便宜的饭菜是司空见惯的事。王文国、韩庆书等同学离家五十多公里,几乎每隔两周就要骑自行车翻山越岭回去,根本舍不得花钱乘车。市区里各个回收物品销售部的地址他们都很熟悉,即使一些必需品他们也在那里购置。

学数学的人都知道,数学家陈景润专注学问,走路撞上电线杆还向人家道歉。其实我们班上类似的笑话也不少:

后来考上研究生的黄益昌对数学如醉如痴,脑子里总有思考不完的问题,在宿舍也经常是手不释卷。宿舍有人高声大嗓儿,他如处无人之境。一天午睡起床后,他出门就把宿舍门锁上了,边走边思考,根本没有理会宿舍中是否还有人。恰好王文贵同学稍后醒来,可房门紧锁,怎么也出不去了。好在宿舍是二层,不太高,王文贵又来自杂技之乡吴桥,腿脚灵活,平时就爱蹦蹦跳眺,在屋里找到一根绳子绑在暖气管上,从窗户顺绳而下。事隔不久,同室张洪波的保定老乡来石家庄办事,准备午饭后在屋里稍稍休息后再外出。不料一路疲劳昏然入睡,醒来之后也发现被书呆子反锁无法出去。这位老乡硬是在屋里憋了半天,连厕所都去不成。

国家和学校对这一批人倍加关心和爱护,体育、劳动课一样也不能少,和对娃娃同学们一样的要求,还必须上满四年,尽管最后一学期学校挤满五个年级。

当然也有对这些人估计不足的时候,并且产生一些误会:一周劳动课给这个班的任务是挖几百米长一米深的电缆沟,并许诺完成任务就可以休息。按人们预想的进度,怎么干也需要四五天的时间。没有估计到的是承包能产生多大的生产力,尤其没有估计到这些曾经战天斗地洗礼过的三十来岁壮年,在可以借此机会回家去见家里那个她,同时帮帮忙的刺激下,竟然能爆发出那么大的能量,个个脱衣挽袖、锨镐挥舞、汗花飞溅,一镐下去一个坑,几锨上来一座山,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全部的任务完成了。第二天只看见保质保量的电缆沟,却不见了一个人影。那个年代,布置任务的人怕遭到批评指责,非要再加任务,这帮人哪还理会,辅导会只好让小班同学搪塞了事

回想起那时的事,似乎发生在昨天。

毕业后,绝大多数同学都工作在教育战线,并且大都在基层教学一线。30年后的今天,工作在大学、中学的教授、高级教师同学们都临近退休,一些在校长、局长岗位上的大都已经离岗。当时的准妈妈徐玲在北京电视大学退休后又被返聘管理学生,与她配合默契的儿子如今正好 30岁,他当然赶上了好时代,已从国外留学归来继续母亲当年的宏愿。两位天津女知青都如愿回到天津,在河北工业大学教书,而且有了幸福的家庭。胡成元在省重点高中正定中学担任了多年校长兼书记,不仅校园今非昔比,每年输送给大学的优质毕业生在全省名列前茅。

这些人苦中识甘甜,想法也简单,不仅大学毕业时经受住了地位变化的考验,已婚的男女没有一个陈世美而且至今家庭和睦没有裂变。老头班也不是没有留下遗憾:刘长喜同学来自唐山,当年地震,他及时从窗户跳出来救出家中的大部分人

,只有一个妹妹不幸遇难。我们临近毕业时,一次地震使得浇铸的楼板产生共鸣,听到地震啦的喊声,住在二层楼临窗上铺的他不假思索地从窗户跳了出去。幸亏有几根电线缓冲了一下,不过伤了踝骨。就在毕业的头一天,随着又一声慌乱的地震啦刘长喜又一次跳了出去,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腰被严重摔伤,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调养才回到唐山。

像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1班这样的群体以后不会再有,30年前这些苦涩又甘甜的往事让我又回到那特殊的年代,这是所有77级大学生记忆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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